心静自然凉

    有谁会永远没有烦恼吗，有谁会总是不犯错吗，有谁能一直被只存善意的人包容吗，有谁会一点也不被别人误解，总能把自己所作所为的理由和道理讲得透彻无比吗，起码，我不是这么幸运兼枯燥的人。

     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有话却无处倾诉的时候，感到寂寞的时候，体会到委屈的时候，忍受着无聊的时候，不管你文笔好不好，还是写点什么吧。

    写点什么吧，把心里最郁闷、最不足为外人道的牢骚和埋怨都写出来吧，即便是用最司空见惯的词汇，用最平淡无奇的叙述，甚至用记流水帐的方式和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的结构，这样的文字，读起来，自然不会富蕴文采，但起码对于自己却总是那么赏心悦目。  

    还是写点什么吧，把自己的难过和委屈写下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发泄的渠道，一段自怨自艾的时间，说白了，就是写给自己、也只给自己看。《红玫瑰和白玫瑰》里，一个很小的细节，我总是记忆犹新，在振保的床头，当他说出绝情话的时候，哭了一整夜的娇蕊抬起头，站直了身子，突然好象很诧异自己怎么会把自己弄到这步田地。是的，哭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所以，写也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也许写着写着，你也会突然很奇怪，自己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真不值得，也就不会再一味固执而会悠然放手。

    最近看一篇于丹的文章，探讨在当下的读网读图时代，读书还有什么意义，是呀，读书还有什么意义，不是谁都能写下周海洋那般的满分作文。写作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是只写给自己看的文字又有什么意义？真的，只有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谁都会离开你，谁也安慰不了你，谁也代替不了你，谁也不会第一个考虑你，只有你，只有你自己的心灵和手下的键盘能在你最不经意间说出连你自己都没有理清的思绪，写出连你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那个心底最深处已然作出的决定。真的，自己确实需要跟自己彻底地对一次话、交一次心、亮一次底。

    明天其实是可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明天托付给别人，然后永无怨言，没这样的事，更没这样的人。明天其实也是最值得盼望的，确实是变化莫测，确实是无法预测，确实是还会有空虚和难过，但总有新鲜的事物出现，正因为如此，生活才不会如此无聊和绝望。就象这大热的天，要来总是会来，还是自己把自己最想说的话、最难说的话、最应该说的话，写给自己看，然后读书、写字，心静自然凉。

有这样的十个人，他们分别来自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山西……因为同样一种病——尿毒症，出于同样一个原因——没有钱，为了同样一个目的——活下去，他们在北京通州区白庙村租下了一间农家小院，买来三台二手透析机，进行自助透析。当北京通州区卫生局一纸告知书，将这里依法取缔时，引来的是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争议。其实，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活下去，但问题在于在医保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他们不该只是活下去，而是该如何更有保障地活下去。

通州自助血透事件调查：“让我们活着等待医保”

“政府一定会管我们的”

在一辆“黑车”司机的指引下，4月22日，穿过一片荒凉的田地，记者找到了这个在一个月内迅速全国闻名的“透析小院”。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农家院落，唯一醒目的地方就是在绿色的大铁门旁，贴着一张落款为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的取缔告知书。

门没有锁。午后的阳光照进小院里的南北两排平房，院中间是一个露天水台。定眼细看，记者才发现，北面一排房间的门前坐着一个男人，怀里抱着一只很脏的白猫。见到记者进来，他并没有站起来，显然已经独自了很久的他似乎已经和背后低矮的房屋融为了一体。阳光下，他黑色脸庞上的表情很轻松，只是声音有些低沉，他告诉记者，他叫韩慕新，由于上午刚做完透析，有点累，住在另两间房间里的魏强和陈炳志都去免费透析了，要晚上才能回来。“你自己看看吧，”说完，就回房躺下了。

南面四间房间明显是他们过去的透析室和辅助用房。如今，最西边的房间里凌乱地摆放着透析机的辅助设备水处理机。中间的一间房子已经上了锁，门上贴着一张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州分局的封条。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堆满了一次性使用无菌配药注射器等医疗设备和药品的纸箱。另外一间已经机去房空，斑驳的粉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4月份透析排班表格，上面列着十个名字：陈炳志、魏军、吴艳、韩慕新、胡爱玲、孙永琴、李丽丹、赵春香、武桂敏、吴刚。在4月1日那一天，陈炳志和孙永琴的名字旁边写着一个红色的“上”字，4月2日，是胡爱玲、赵春香和武桂敏，4月3日之后则是一片空白。

就在这个房间的门口，同样贴着一张告知书：魏强等十人，你们开设的“自助透析室”场所及透析室不符合《北京市血液透析质量管理规范》的设立条件及要求；透析仪器操作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人员；使用的三台透析设备为二手设备，也不符合医疗器械管理有关规定；现场无任何急救设备药品，人员不能实施急救。同时，你们进行的自助透析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的规定，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予以取缔。落款依然是：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时间是：2009年3月27日。之后的4月2日下午，通州区卫生局等部门取缔了自助透析室，并拉走了透析机。

韩慕新、魏强和陈炳志三个人分别住在北边的三间房间里，在每个人的房里，原本用于装透析粉的纸箱都占据了硕大的空间。韩慕新躺在床上，边看电视、边告诉记者，在自助透析室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电表，自己住的房间自己付房租和电费，透析室的费用、请护士的钱则由大家均摊。平时都是魏强负责收钱进“货”，进来的“货”也都放在每人的房间里各自使用，而他们所谓的“货”就是每个人透析必须要用的透析粉、滤器、管路、针头和针管。

今年33岁，来自河北沧州市盐山县盐山镇的韩慕新在2006年被确诊为尿毒症，为了治好病，通过广告，他慕名赶到位于燕郊的一家民营肾病专科医院中美医院，而所有来小院透过析的患者也都是在那家医院认识的病友。起先，大夫告诉他，必须一边治疗一边透析。韩慕新说，一般的透析病人，至少三天要透析一次。一次360元，再加上一些辅助用药，一个月就要4000多元。透析了几个月，韩慕新终于明白，大夫口中的根治根本遥遥无期，而透析机已成为他赖以继续活下去的“肾脏”。

虽然韩慕新原来是镇里粮食局的职工，但早已买断工龄，家里只靠父亲一个月12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为了给他治病，妈妈连肉也舍不得买，但还是欠下了七八万元的外债，如果坚持在医院透析，他最多只能维持三年。就在2006年下半年，和他住前后院的李丽丹听说了白庙小院的自助透析室，于是，他也跟着加入进来。

韩慕新告诉记者，自助透析室被取缔之后，他们十个人被分别安排在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老年病医院、中医院和263医院接受暂时的免费治疗。对于未来，他并不担心，因为政府肯定会管大家的，而且会越管越好，“这跟旁的事儿不一样，这是十条人命呀！”

自助透析就是为了“省钱”

作为自助透析室的首发人，北京密云人王新阳已经参加了医保、离开了小院，但他还是每天都到小院里来玩，他说，回家没有伴儿，这里都是朋友。

2002年，还在北京市第三警校读书的王新阳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到中美医院治疗后，当时每个月的透析费用高达1万多元钱，王新阳的父母都是农民根本承担不起。2003年，王新阳无意间听大夫说，在日本很提倡家庭透析的概念，晚上在家里自助透析两三个小时，白天就可以正常上班了。他想，既然透析要透一辈子，为什么不买台透析机呢？

然而一台全新的透析机不包括水处理机就要20多万，王新阳根本就拿不起。2004年底，经朋友介绍，他终于找到了两台半新的透析机，加上辅助设施，总共18万。为了买下这两台机器，王新阳和来自吉林的病友张伟东各自凑了9万，来自辽宁的梁军一个人拿了9万。到2005年，王新阳参加了医保，要回老家的张伟东带走了原本属于他俩的透析机。梁军也有了医保，后来加入的魏强和陈炳志顶下了这台透析机。

虽然参加自助透析的病友都在正规的医院透过析、了解透析的程序，但最初的自助透析还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风险。那次，魏强上机时刚巧遇到停电，很不专业的小护士慌了手脚，手动摇泵摇得太快，血路里的血是流回身体里去了，但空气也跟着进去了。当时正好在场的王新阳赶紧拔了针，“幸亏进去的空气不多，如果超过5ml，人就完了。”

这件事给了大家很大的启示，为此，他们又一次集资8万元购买了另外两台二手透析机，并添置了一台发电机。大家还照葫芦画瓢地买来冰柜，将复用的滤器消毒后放在恒温4度下保存，为了确定每次的透析量，又专门买了体重器，并先后请了三位护士。

自助透析室原本在燕郊地区，2005年夏天，三河市卫生局收到举报，要取缔他们，并想把机器拉走。但大家守住机器死活也不同意，他们说，这不是几台机器，而是大家的命！最后，机器没有被拉走，但大家也必须搬离三河、迁到白庙。

三台透析机，即使24小轮转，一天也只能完成6个人、每人4个小时的透析，为了降低风险，魏强起草了一份入股合同书，除了规定每人2万元的股金外，还特别注明：如在透析过程中，出现一切问题(包括死亡)，都与合伙人无关，一切自行负责。所有的合伙人都在上面签了字。

“自助透析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省钱’”。刚刚透析归来的魏强说，小院里条件确实很差，在这里透析一年，脸色比在医院里透析两年黑得还要快。但在这里透析除了入股的钱，每人每次只需要100元，加上其他费用，一个人一个月只需要1000多元。而在医院即使一周透析两次，一个月至少也需要近4000多元，“王新阳的这个创意真好，让大家白赚了这么多年，如果坚持在医院，这里的人大部分早就没了。”

“刚开始组建自助透析室时根本没有想过这么做是违法的，”王新阳苦笑着说，大家就是想自己救自己，早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只是没想到后来想加入的人会越来越多。

“医保救活我一条命”

有人来，也有人走。在这个最多时共有17名病友的自助透析室里，最先找到根本解决办法的人是梁军。在辽宁老家恢复了原有的职工医保后，梁军对王新阳说，还是要靠医保。

2005年3月份，随着北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放开，王新阳将户口在职介中心存档，参加了职工医保。他说，“每隔几天就要透析，一透析就是整个半天，本来家里就困难，又找不到工作，没有医保时，我经常整夜睡不着，透析完了，根本不敢休息，到处想办法赚钱，因为不赚钱就得死。”参加医保后，王新阳一年只需交5300元的保险费，就可以享受透析费用90％的报销待遇，一个月算下来，只需要自己负担1000多元，他说，“现在我已经没有压力了，怎么都能活下去了，是医保救了我一条命！”

今年27岁、来自河北省三河市的潘学峰在小院里自助透析一年后，也离开了这里。2008年8月1日，根据《三河市减免慢性肾病患者透析费用的实施方案》，凡是具有三河本市正式户口的低保人员、优抚对象及持一、二、三级残疾证的慢性肾病患者可以免费享受每周两次的单纯性透析，其他慢性肾病患者也可以减除一半的透析费用。

正是有了这一制度，包括小潘在内的8名三河市病人才得以离开白庙，进入正规的医院透析。据三河市民政局统计，目前已有104名尿毒症患者享受了此项救助，政府为此每年补贴390万元。

虽然因为长期透析，脸色有些发黑，但“有了医保，心情也开朗了”的小潘告诉记者，他父亲早逝，母亲又是聋哑人，家里一个赚钱的人都没有。自打高三时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他每天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发愁：要活下去，一天至少需要100多元的费用，到哪里去找呀？

潘学峰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去年6月份的一个下雨天，一个朋友告诉他，透析要免费了，他顶着大雨，骑着车往家里赶，当时心里的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形容！现在，除去每周两次的免费透析，小潘还需要每个月加透两次，一共720元，这些钱，民政的大病救助可以报销60％，透析的辅助用药，新农合还可以报销80％，需要自付的费用，一年下来只需要3000多元了。

不过，各项医保制度的覆盖和保障水平的提高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小潘说，2006年，他就可以参加新农合了，但当时的报销水平太低，只能报销45%，最高额度只有3000元。三河市能出台这样好的政策也是因为比邻北京，经济发展好，市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就有28个亿，掏得起这笔钱。

“得了这种病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解决钱的问题，因为透析不是一次的价格，而是一辈子的价格！”小潘说，其实大家的要求也不高，在没有医保的时候，就是想通过自己的方法活下去等待医保；有了医保，还希望医保能报销得更多。

记者不禁问魏强，是不是特别羡慕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他笑着说，那也要看是怎么走出去的。有的人连100元也付不起，离开这里就等于死亡。

王新阳告诉记者，他指的是刘福忠。当自助透析室还在燕郊时，来自承德的刘福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来到小院，没有钱的他希望能先做透析，等卖了房再付款。一个月后，实在拿不出钱的刘福忠还是不好意思的回家了。几天后，刘福忠的妻子给大家打来电话，房子还是没有卖出去，可他五天没透析了，能不能再让他透一次。大家赶紧说，快来吧。可是几个小时后，电话又来了：“人没了，一站起来就不行了。”

“你见过透不起析、被憋死的人吗？”小潘脸上突然没有了笑容。“我就憋过一次，胸口象要炸开一样、身上象过电、两腿发软，到最后根本走不了路，只能用车拉到医院去挂急诊。”他的一席话使小屋里出现了很长时间的沉默，王新阳蹲在地上摇摇头说，“谁没在医院里看见过憋着的人呀。和我同时得病的四五十人中，大部分一开始手里总有个十几万，到后来，钱没了，人也没了。看见他们，对我们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如果没有医保，我们和他们就只差一步之遥。”

快要久病成医的王新阳对记者说，象恶性肿瘤、尿毒症这样需要长时间治疗的大病都应该纳入医保的特殊病种范围，因为只要一个人得病就能拖垮一个家庭。小潘马上在旁边修正说，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家族！小屋里的每个人不禁都点了点头。

这时，魏强养的那只猫正悄悄地趴在王新阳刚刚买来的一双白球鞋上，看着屋角堆放的一袋猫粮，记者问了一句，这么缺钱为什么还养只猫？王新阳回答，这猫和我们一样，捡回来的。

七个人已经有了着落

今年年初，自助透析室里水处理机的主机坏了，没有净化水，就无法透析，而换一个主机需要近一万元，大家伙凑在一起想出了一个通过媒体报道，找人捐钱的主意，结果一下子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记者，也引起了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的注意。

了解到自助透析室的情况后，通州区卫生局局长白玉光说，执法部门也很矛盾，一方面，这些人没有盈利，自助透析也是无奈之举，但他们的做法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血液透析对医生、护士及技师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而且透析室对消毒装置、抢救设备、操作规范等也都有严格规定，“自助透析室”很容易引起交叉感染，一旦操作不当还会对患者造成生命危险。为了保证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卫生局也是犹豫再三才采取了依法取缔的手段。

对自助透析室的设备及耗材进行临时异地封存后，为了保障这十个人能够继续透析，北京市民政局正在协调他们各自户籍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希望帮助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医疗保障，以便他们能够返回原籍、进入正规的医院进行透析。对于已经有条件返回原籍的治疗者，北京市将为他们免费提供返乡火车票。

白玉光说，查封自助透析室后，通州市卫生局马上安排潞河医院免费为患者进行体检，并为他们每个人提供了一张免费的透析单。对于外界所说，这张透析单只能提供11次免费透析的说法，白玉光给予了纠正。他说，这张透析单由于篇幅所限所以只打了11个表格，但并不代表只为他们提供11次的免费透析，在这些人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之前，通州市卫生局将暂时为他们透析下去，目前，这笔医疗费用由指定医院先行垫付。

把透析机拉走那天，陈炳志注意到，到场的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于鲁明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对于这次的取缔，陈炳志说，执法人员很人性化，首先说明北京市正在跟我们的老家联系，这段时间保证我们在通州区免费透析，大家也就同意了，并没有发生过多的争执。

对于北京市通州区卫生局的处理，魏强认为，大家都很满意，因为他们的承诺全都兑现了。但十个人各自老家的反应则不尽相同。

据白玉光介绍，截至记者采访时，来自河北大厂县的武桂敏和赵春香，通过当地资助参加新农合再加上民政救助，合起来可以报销70％，目前两地已经通过正规的交接手续，解决了这两个人的透析问题。而其他地区都是跟患者本人联系，通州卫生局也不掌握具体的解决情况。

“除了大厂的两个人，还有五个人也有了眉目。”热心的王新阳扳着指头数给记者听：陈炳志原来的工作单位正在为他补交以前欠下的职工医疗保险保费，有了医保，透析费用可以报销65％，其余的35％，原单位再给报销20％；来自辽宁的吴刚原来也有单位，现在正在办理续保手续；韩慕新正在办理病退手续，之后就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来自三河的吴艳，只要办理低保手续就可以享受该市的免费透析待遇；来自山西的李丽丹，通过参加医保再加上民政救助，当地政府承诺基本可以报销90％。现在大家还没有走，主要是因为这些承诺都是口头答复，还没有具体落实。

目前，仍然没有着落的只有魏强、胡爱玲和孙永琴，他们所在地的新农合或者城镇居民医保，报销水平都还不高，加上大病救助之后的报销比例依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来自内蒙古四子王旗农村的魏强很理解当地政府的难处，他家所在的村子非常穷，到现在还没有通车。但魏强说，他能接受的底线就是报销到80％以上。虽然新医改方案提出，医保制度要在三年内覆盖到全体居民，并且逐步提高报销水平，但这个目标离他还是太遥远，别说三年，就是三个月，他也等不起。

为了解魏强的情况，记者联系到了四子王旗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他告诉记者，四子王旗的新农合开始于2007年，当年的封顶线为2万元，2008年已经提高到了35000元。当地的民政大病救助以前每年最高报销5000元，今年也提高到了8000元，

对于魏强的问题，该主任表示，4月10日，卫生局已经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要求当地协助解决问题的传真。接到通知后，卫生局就一直在和患者沟通，他本人也亲自到过魏强家，现在当地的卫生局和民政局正联合想办法加以解决。据卫生局测算，魏强每年透析费用大约为8万多元，其中，新农合可以为他报销35000元，本着特事特办的原则，民政大病救助将破例为他一个人负担3万元，合起来基本可以为他承担80％的费用。由于新农合目前还不能报销门诊费用，卫生局正在协调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医院，希望使他不用住院也能享受到报销待遇。

生存就是硬道理！

对于自助透析室的出现，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这是民政、卫生、劳动保障各部门之间衔接不当造成的。没有医保报销或报销比例太低是患者选择自助透析的主要原因。

作为全国最大的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北京友谊医院肾内科主任刘文虎告诉记者，北京市血液透析的统一价格是480元，按北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规定，透析、移植、肿瘤等特殊病种，一年之内的医疗费用在7万以内，自付比例分为3％、5％和10％三个档次，七万以上自费比例为30％，超过17万以上的费用则全部自费。因此，作为北京市的参保患者，负担透析费用压力肯定是有的，但基本上还是负担得起的。

据刘文虎介绍，对于尿毒症患者，治疗方法除了换肾就是透析，而友谊医院作为全国规模最大、起步最早的肾移植中心，在近30年的时间里也只完成了3000多例。据估算，我国大约有接近100万尿毒症患者，除了1％左右的患者接受了肾移植手术外，实质上接受透析和治疗的病人不到20万。一旦得了尿毒症，对于一个全自费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无底洞。按北京市的收费标准，一个患者一年就要支付7万到10万不等，而对于一个参保患者来讲，一年只需要自付2万元左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地区的医保报销比例并不相同。

对于自助透析的方式，刘文虎认为，确实存在很多安全隐患，如果没有专业的从业人员帮助，透析质量的管理和调控，并发症的早期预防和处理，甚至单纯从操作方面来讲，安全保障也很难做到，更缺乏透析效果的评价体系。目前，即使是在日本，家庭透析也只是停留在理念层面。依据我国现有正规医疗机构的透析人员和设备水平，只要患者承担得起，透析治疗还是可以保证的，因此，健全医保制度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

对于这一事件，江苏省镇江市医改办主任林枫认为，生存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慢性肾功能衰竭病人进行血液透视是基本的治疗方案，无论采取何种方法，国家都应该保证患者获得这一基本服务。这一事件主要反应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医疗服务制度方面，首先，当医疗机构的价格用规模经营的方式却比非规模经营还要高出很多时，就说明公立医疗机构的血透价格过高，要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机构就应该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和价格、提高服务效率。其次，对于群众私自开办这样的互助机构目前还是不允许的，但如果这样的机构能够为一部分贫困人口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卫生管理部门就应该迅速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规范准入标准，将符合准入条件的私人机构包括互助合作组织合法化，使之作为医疗服务体系的一种补充。

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林枫认为，虽然目前医保在制度上实现了全覆盖，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进入这个保障体系，从制度覆盖到全民覆盖还需要一个过程。其次，目前的医保待遇还是过低。对于血透病人，他们不仅需要一直透析，而且营养费用、其他辅助治疗和用药的费用也都很高，他们生病以后基本丢失了工作，收入很低，负担很重，医保待遇太低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即使拥有医保的血透人群也承担不起相对高昂的费用。同时，对于待遇水平比较高的医保制度应该是开放的，让老百姓自愿参与进去。比如职工医保，目前灵活就业人员还是很难进入，应该说，医保制度开放度不够不是机制上的问题，而是管理上的问题，社保不应拒绝选择性参保的人员。

要解决这些病人的问题，林枫认为，无论是医疗服务还是医保制度的相关政策都应该是畅通无阻的，让老百姓自由选择，不应该用特例来解决，应该用制度来保障。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新医改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王保真则认为，要解决贫困人口的医疗问题，还需要新农合、居民医保、职工医保与大病救助制度的无缝衔接。因为每个制度内都会有需要救助的人群，而目前只有新农合从一开始就注重了这种衔接。民政救助从资助贫困人员参加新农合开始，从政策、技术、资金和工作程序上都有所衔接。同时，完全靠政府和民间慈善经费出资的救助政策尚需要及时跟进和改善，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更要加大医疗救助的补助力度。

据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医疗救助处处长陈勋吹介绍，2008年，我国民政医疗救助一共救助了5787万人次，资助参保参合4661万人次，其中资助新农合3747万人次，资助居民医保914万人次。总体的医疗救助资金为72.2亿，其中，中央出资50.5亿，地方出资44.4个亿，有结余。 全年人次均医疗救助费用为门诊143元、住院1222元，资助门诊的总费用为10.6亿，住院总费用为49亿。此外，民政直接救助也就是二次救助1127万人次，其中农村人口597.6次人次，城市529万人次。

陈勋吹说，所谓的二次救助，就是参保人在新农合报销之后的部分，民政再报销一部分。目前，由于医疗救助还是以县为单位，因此，各地的救助标准不尽相同，有的地方在封顶线内可以报销到90％，而低的地方只能做到20％。由于民政救助是医保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务主要是资助参保参合，以确保贫困人口先享受到相关的医保待遇。目前救助的主要对象为城镇居民和参合农民，与城镇职工的结合还比较少。

天渐渐黑了，魏强、潘学峰等人蹲在地上啃起了陈炳志买来的麻将烧饼，陈炳志还煎了几个鸡蛋，小屋里登时飘起了阵阵香气。魏强不禁悠悠地说了一句：活着真好。

活得这么不容易还有那么好吗？面对记者的问题，小屋里又是一阵沉默，还是魏强先开了口：当憋得难受时，真的想死了算了，但一透析完，感觉自己象个没病的人一样，又觉得活着真好，活着就有希望！潘学峰接着说，离死亡越近，就越渴望活着；越是有死亡的压力，就越觉得只有生存才是硬道理！

     新年来临、地震周年在即，依照心理学分析，重大灾难发生六个月后，尤其是传统节日和纪念日，受灾群众将进入心理危机的高发时段。而正处于黄金时期的灾区心理援助工作，却面临着志愿者涨潮般涌来又退潮般离去后的人力不足，和因缺乏秩序而导致灾区群众防火防盗防心理的尴尬境地。如何帮助那些痛失亲人、家园尽毁、脱离正常生活轨迹的灾区百姓走出这个也许会相当漫长的心理寒冬，这片饱受磨难的土地不仅需要持续关怀，更需要制度设计和长远规划。

                                          喧哗过后的心理寒冬

    12月31日，2008年的最后一天。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板房区的大街上，新春联欢会彩旗招展、年货摊位前人头攒动，新年的味道真浓。

“不自杀就是我的好同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灾后社区心理康复组组长邓红，华西医院擂鼓镇心理康复队队长贾佑春等一行四人刚一走进擂鼓镇中心小学，迎面就遇到了一个瘦高的中年女人。她叫陈芬，是这所学校的老师。陈芬的脸上没有笑容，却很主动地拥抱了贾佑春，叮嘱完一定要一起吃午饭后，就自顾自地走了。

     有人告诉记者，陈芬离婚后，一直和女儿生活。地震中，她在北川中学读高一的女儿整个下半身都被压在横梁下，陈芬在废墟中抱着女儿足足9个小时，女儿对她说，妈妈，我不想死。然而，还是死在了她的怀里。

     擂鼓镇中心小学熊庭筠校长当天的工作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开门见山地对贾佑春说，到底是心理专家呀，老师们都觉得你们的辅导课实在、有用，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现在老师们的心理状况稍微好了一点，只是年前年后，有几件事情还需要你们帮忙。

     首先是学生的问题，熊校长说，“现在孩子们都不想学习，我们是教师，却没有什么好办法。按道理说，全校1000多名学生只有两个遇难，孩子们应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但糟糕的是，全国的志愿者都来了，成天搞活动、玩游戏、发礼品，弄得孩子们都觉得，志愿者哥哥姐姐好，反倒是老师可恶，因为老师要让他们写作业。”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学校对六年级学生进行了一次数学考试，结果平均分只有64.2，而以前毕业班的数学平均成绩基本能达到95分。因此，熊校长希望贾佑春们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帮帮孩子们，因为孩子是北川的希望。

    1月中旬，孩子们放了寒假，熊校长打算和全校113名老师，尤其是有直系亲属遇难的20多位老师们一起吃顿团圆饭，他希望华西医院的心理咨询师们也能一起参加。他说，贾佑春能和老师们拥拥抱抱，这种无声的语言比什么都好。

     熊校长说，他最担心的正是这20多位老师，尤其是其中的四五个，特别害怕他们在春节期间会有什么过激的想法。因此每到周五，他都会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还和大家做了一个约定：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只要不自杀，就都是我的好同事！

     只是，熊校长承认，连他自己都在害怕过这个春节。他说，每当他和妻子一起开车，经过学校特别是初中高中时，他都会刻意地开得很快，因为他实在不想让妻子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这位表面开朗的男人，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的唯一的儿子。他说，这种滋味是任何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绝对想不到的、也体会不到的。

     地震以后，曾经有过太多的志愿者和心理咨询组织找到过熊校长，但都被他拒绝了。华西心理康复队来的时候，熊校长说，他对贾佑春的态度很不礼貌，认为她们只能添乱，但后来越来越发现，老师们真的需要心理安慰，而且华西的心理咨询师很少和学生单独接触，多是教给老师们一些心理疏导的方法，发现个别老师情绪低落时，她们更是不用人带，自己就能去找。从2008年6月份开始，贾佑春们就每周一次甚至数次地往返于成都和擂鼓之间，每次单程180多公里，到现在基本可以算得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心理专家们当初预言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她们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是越来越重要了。熊校长对记者说，华西的老师真好！请一定要把这句话写出来。

防火防盗防心理？

     然而，现在去灾区无论是做心理咨询还是做心理方面的采访，并不都象华西心理康复队在擂鼓中心小学这样受到礼遇。经过了地震之初，大量心理咨询志愿者如潮水一般地涌来，又如潮水一般地退出，灾区很早就开始流行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心理！

    “你到底要干什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心理援助绵阳工作站的志愿者阿甘，用极度不信任的眼神看着记者。当我说明来意，阿甘才释然地说，说真的，来灾区反复做心理咨询的组织太多了，我的一个跟踪对象心情刚刚好了一点，就因为回答了一份调查问卷，好几天都起不来床了。

     这位看上去还是一个大男孩的志愿者从去年10月初就一直跟踪一位居住在永新板房的张大叔。今年51岁的张大叔，是北川老县城人，地震中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子的关系又不太好。当阿甘第一次走进他的板房时，他只是呆呆地坐着，什么也不干。

     虽然张大叔的哥哥和弟弟都居住在同一个板房区，但他并不愿意和他们谈及地震。和阿甘渐渐熟悉之后，张大叔开始主动谈到她的妻子，他的儿子也每周都来看他，到去年12月份时，张大叔有了女朋友，阿甘好几次去看他，不是家里坐满了人，就是张大叔出去遛弯了。阿甘说，张大叔的社会支持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切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12月中旬，当阿甘再去看张大叔时，他却只能躺在床上了。原来又有一批志愿者来到了永新板房开展心理调查问卷，一上来的问题就是：地震中你家里死了几个人？怎么死的？张大叔对阿甘说，真的不想回答，但志愿者们都是好心，是来关心咱们。

     在永新板房区，阿甘还同时发现了好几批新来的志愿者，他说，假如张大叔足够坚强，即使问卷设计得不够婉转，他应该也能挺住，但关键是他现在的心理还很脆弱。象这样反复地做问卷，不仅张大叔们难受，我也很难受，而板房区是开放的，新的志愿者要来，我根本就拦不住。

      中科院绵阳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告诉记者，在灾区，一方面做心理咨询的专业志愿者人手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反复问卷之后没有下文的矛盾。灾区的老百姓确实需要心理援助，但他们需要的是受过专业系统训练的心理咨询师，踏踏实实地在这里最少一个月、最好呆半年。更重要的是，心理援助必须统一由一个部门管理，从而建立起一个制度体系把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如果光靠志愿者的热情，根本持续不下去。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的“512心灵守望计划”高级督导、从美国来到灾区的美籍华人海蓝也同样遇到了难题。

     地震刚刚发生时，海蓝就带着自己组织的志愿者团队来到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当时她就感到：整个心理咨询的队伍非常混乱，似乎只要穿上一件印有心理咨询字样的体恤衫就可以是心理咨询师了，而且很多人都太年轻了。

     地震之初，大部分受灾群众都惶恐不安，有些人确实想找个人说说话，有些人只想一个人呆着，有些人又忙着寻找亲人，如果强行咨询，对一些人是好事，对一些人却是一种伤害。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继续追踪的对象，第二天这个人又很可能不知道搬去哪里了。因此海蓝决定，在灾区开展工作首先要做好评估，找出到底哪些人需要心理援助。

     去年6月初，海蓝来到德阳，经过调查发现，和孩子相比，很多老师自己失去了亲人，又必须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他们的压力比孩子要高出一倍多，因此，她决定以德阳为起点，锁定老师这个群体，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然而，海蓝的工作最初并没有得到老师们的支持。当海蓝走进学校时，很多老师认为，她只不过是带着一帮记者、拍几张照片，之后就一走了之。当海蓝开展评估调查时，很多老师觉得，以前参加过太多次问卷，根本没有结果，她也只不过是拿他们做实验。因此，海蓝在绵竹市开展的第一份问卷，回收率不到30％。

      海蓝认为，当初很多志愿者涌入灾区对大家是一种鼓励，大家会觉得有人在帮助和关心他们，但随着大部分志愿者撤走之后，灾区群众难免会出现心理落差，而现在灾区群众的心理问题比刚开始更加严重时，留下来的人却寥寥无几。同时，从心理康复角度来讲只做十天半个月的心理咨询也根本没有效果，一定要有科学、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长期服务。

     当5.12心理守望计划打算将灾区心理咨询变为一种长期的工作时，却遭遇了无人应聘的困境。海蓝说，我们给的薪酬并不低，却依然没有人愿意来到灾区、来到一个小城市。其实，中国从2002年才开始颁发心理咨询师证书，整个德阳市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只有一个人。可以说，要在中国做好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比灾区提供更好的锻炼机会了。

“倾听就是一种帮助”

     可喜的是，在大量志愿者来来往往的时候，还是有一批人选择了相对长时间地留在灾区。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绵阳工作站北川工作组的志愿者们看起来都相当年轻。由于是志愿者，最初来到灾区时他们完全靠自费，现在每个月也只有1500元的补助。从天津来的刘岩，怎么看怎么像个学生，她在刚刚结婚10天后，只跟老公说了一句，我去四川了，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从江苏来的于洋，原本是位中学老师，去年7月份来到灾区，计划呆上一年。她说，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志愿者本身就有问题，其实我们想得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能做一点事情。

     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竹林小区心理辅导室里，刚刚从天津来到灾区两个多星期的心理咨询师张伯昕正准备出门去访问几个前期志愿者留下来的重点干预对象。这个春节，他会留在这里，和板房居民们一起过年。

     北川黄家坝漩坪乡居民杨大姐一脸笑意地迎接我们进门，谈了没两句脸色就阴郁起来了。地震后，她的家人都在，只是房子却被唐家山堰塞湖彻底淹没了。

      杨大姐说，住进板房后，她曾回过一次漩坪乡，她的家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自己和丈夫一块砖一片瓦建起的家，一下子就全没了，所有的希望都烟消云散了。“我们就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片落叶，找不到根。我们心里确实想着要好好生活，可拿什么去重建家园？过去，我完全可以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可年前我刚生了一场大病，家里又欠下几千元钱的债，而一家人一个月的支出就要一千多元。”杨大姐的丈夫已经开始外出找活儿干了，她也想出去打工，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怎么办？杨大姐觉得，别人总比她容易，自己不如死了一了百了。

     张伯昕柔声地对她说，是不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所有才特别伤心？杨大姐说，医生说她做了手术，至少要休息半年。张伯昕拍拍她的手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体养好，之后就可以出去打工了，生活会好起来的，也许和你想象得差一点，但咱们可以慢慢来。

    从杨大姐家出来后，张伯昕告诉记者，在灾区还有很多人一直困扰在过去里，那些人其实更痛苦，而杨大姐之所以烦恼，正说明她想到了将来，所有她想死的想法也只是一闪念。对于灾区群众，你听了他们的倾诉，本身就是一种帮助。在倾听中，要找出他们谈话中积极的一面，再加以引导。对于他们，物质基础肯定是第一位的，但心理援助同样不可或缺，当人处于最脆弱的时候，一句安慰和开导的话也许可以挽回一个生命，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付春胜告诉记者，中科院已经在灾区设立了德阳人民医院工作站、绵竹工作站、什邡工作站、北川中学工作站和绵阳工作站共五个工作站。前期的主要工作就是“扫帐篷”，也就是挨个帐篷地访问群众，建立咨询档案。通过他们对北川1600多名群众的调查显示，大约有10％的群众有抑郁倾向，14％的群众有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也就是有闪回、噩梦、逃避、警觉、失眠等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可以自愈，但其中少部分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援助，将很可能丧失社会功能。

     付春胜说，通过志愿者半年一招募的方式，中科院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将至少开展三至五年。

     同样有此打算的还有海蓝。她不仅自己住在了德阳，更把10岁的女儿从上海的一所国际小学转到了德阳一小的板房学校。她说，当初灾区余震不断，是不是带上女儿她也曾犹豫过，但一个朋友告诉她，对于孩子的成长，让她懂得生命的意义最为重要。现在，海蓝在美国工作的丈夫也来到了德阳，虽然一直“待业”，但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来到德阳后，海蓝先是与当地教育局展开合作，在城北中学、东汽中学等21个学校开展了对于教师和学生近四万人次的评估调查。每一份调查，他们都会给受访者打回访电话，告诉对方评估的结果。根据评估，海蓝发现，受访老师中有高达43％的人达到了PTSD的诊断标准，15－25％的老师出现过自杀意念，对于这些重点人群，经教育局批准和学校校长的动员，512心灵守望计划用每周一次、每次30人的方式请老师们住进宾馆，对他们进行两到三天的培训，主要是教给他们减压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有个别需要心理援助的老师，可以单独找在场的心理咨询师谈话。如果还有进一步的需要，咨询师会告诉老师们自己的电话号码，以保证他们随时可以获得帮助。

    512心灵守望计划团队的心理咨询师董晨刚从英国回国，第一天到德阳工作就赶上海蓝带领老师们做TRE（减压）训练，大家发现其中一位老师自杀倾向严重，为了对她进行个体干预，她被安排和董晨住进一个房间。这位老师对董晨说，如果住在楼房里早就跳下去了，但住板房里实在没处可跳。通过董晨连续两个晚上的心理干预，临走时，这位老师流着泪说，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建起一支带不走的心理卫生服务队

     与心理援助组织各自为战的工作方式相比，四川省卫生厅已经制定了一个灾区心理卫生服务对口支援工作的整体计划。通过这一制度，四川省15个精神卫生单位将对口支援39个地震灾区县，开展为期3年的心理卫生服务，六个月一轮换的支援医务人员将在对口支援县参加和指导当地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并对当地卫生人员进行培训，开展巡回下乡服务。第一批支援人员已于2008年12月17日前到受援县报到。

     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张光毅就是第一批支援人员的一员。按照对口支援工作的安排，自贡市主要支援安县、什邡和广元市的苍溪县。

     在安县精神病院里，张光毅和一位同事已经住进了板房里。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安县卫生局对接，并提出一个三年的初步设想。

     张光毅说，由于我国长期的心理干预在过去从来没有开展过，所有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探索性很强。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希望能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一起搭建起一个平台，为当地培养一批心理援助的人才，让老百姓知道有了问题应该找谁。同时，还要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比如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其实对口支援安县的辽宁省已经在安县人民医院开设了一个心理门诊，今后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整合资源。

     虽然开展工作不到一个月，但张光毅还是遇到了困难。首先巡回下乡的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其次，由于前期混乱的心理援助状态，灾区老百姓和干部都有些抵制情绪。在灾区工作还和平时工作不一样，在医院是病人主动上门，在这里是他们主动去找人家，还要注意不能造成伤害。

     张光毅说，在灾区，没有人管我们，我们想工作可以，不想工作也可以。但既然来了，我们就必须做点事情，必须以我们的真诚去打动大家。但如何把对口支援工作规范化，还需要整个四川省拿出一个统一的工作方案，同时国家和省厅还应该建立起一个督导机制。

     在开展对口支援的同时，四川省还致力于建立起省、市、县心理卫生三级防治网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孙学礼说，灾区之所以出现“防火防盗防心理”，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心理干预方式本身的问题。很多专业人员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国是以家庭和小群体为基本单位的社会，因此在中国开展心理干预应该首先针对群体，而不是个体。干预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恢复灾区群众的正常生活，所以与其讲堂课，不如建个茶馆。

      孙学礼认为，在灾区开展心理干预，筛查病人、个体干预是一个思路，而把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看成是公共卫生的一部分则是另一个思路。事实上，心理咨询不可能普及到所有的灾区居民，因此，应该树立起把心理卫生转变为公众卫生的理念，通过建立起以精神卫生服务为宗旨、以心理卫生社区为基础的心理卫生三级防治网络，从而达到人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的目标，同时还可以利用抗震救灾的机会在整个四川省搭建起一个心理卫生服务平台，而这个平台将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要建立起三级网络，孙学礼说，首先就是要培训基层人才，所有卫生厅才会提出对口支援的措施，通过这一措施培养的本地人才，还可以再去培养更基层的人员。当一个镇甚至一个村都有了专职的心理保健员，或者由乡村医生兼任，当地的老百姓也形成了需要心理卫生服务的意识，有了问题就会主动去找心理保健员，那么需要重点干预的个案自然就会被筛查出来，当地的医疗机构处理不了，还可以转到更高级别的医院去，这样灾区就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心理卫生服务队。

“生活会好起来的！”

     与政府和各个志愿者组织开展心理援助的热情相比，记者深深体会到，在灾区，困扰大家的首先是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相较于身体的伤痛，内心的创伤总是被刻意回避。

      这是记者第三次走访灾区，在北川，记者遇到了两个朋友。

      北川县人民医院医生徐丽是记者的新朋友。在地震中，做为医生的她和作为北川中学老师的丈夫分别忙着抢救病人和学生，而没有办法去救自己的儿子。

      今年35岁的徐丽告诉记者，她不愿意回忆。但采访中，却多次主动地谈到她的儿子。她告诉我，她的儿子梁粱特别优秀、学习特别好。

      地震后，儿子的模样不停地在徐丽的脑海里闪现，为此她曾主动找过心理咨询师边哭边倾诉。徐丽说，毕竟是哭了、说了，心情确实好一点，但对于心理咨询，我总觉得自己需要找的时候，我自然会去找，而很多志愿者主动找来的时候，问的都是让我伤心的事情，我根本不愿意说。

       对于徐丽来说，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总有人对她说，“如果是我，肯定去救自己孩子。”徐丽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特别困惑，作为有良心、有道德的人，当时我们夫妻都不可能不顾一切地去救自己的儿子，说这句话的人也不想想如果他们孩子的老师、家人的医生都去救自己的孩子了，他们还会这么说吗。我真的很想找个人问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理解我？”

     渐渐想开的徐丽告诉记者，要想心情好转需要依赖很多因素，首先是时间，之后是自己的调整，还有就是老公的帮助，他总是对徐丽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北川县卫生监督所的监督员李小涛是记者的老朋友。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儿子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抢救周围的伤员，他曾说过，“我们的车上有‘卫生监督’这四个字，必须救人！”

      半年后再见李小涛，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他告诉我,现实工作的繁琐、劳累和不如意也曾让他想到过自杀。尤其是在“董玉飞”事件发生的那段时间，但董的死让他明白，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要好好活着。和徐丽一样，李小涛也曾找过心理咨询师倾诉，“不是没有用，当时倾诉完，心里还是舒服了不少，但现实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要想心情好一点，关键还得靠自己调节。”他说。

     李小涛说，“地震的时候，我们怎么拼命都是心甘情愿的，可半年过去了，生活是现实的，当初那么多人关心我们，现在这种关心越来越少了，我多少觉得心理不平衡，是不是全国人民把我们给忘了？”

     李小涛现在依然每天都会想起儿子，脑子里总是闪过地震时的一些画面，他说，地震时自己用最黄金的6个小时救了别人，到现在他也没有后悔，他对得起自己那身卫生执法监督服，但他对不起妻子和儿子。如果当时他能及时跑回来，铲一下、挖一下，他也就心安了，偶尔他也想过就算自己回来了，她们估计也一样救不出来，可起码，他试过了。

     半年了，41岁的李小涛又恋爱了，他说，找对象时，他就想一定要找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大家也好互相安慰。现在他们在一起时，她总对他说：别想了，而他对她说的最多的话也是：别想了。

     2009年的除夕夜，记者得到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来自徐丽，她告诉记者，有了孩子，她和老公就有了新的希望。而李小涛也给记者发来短信：他将调入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也是另一种安慰！生活会好起来的！

      就在地震期间我曾经到过的羌寨高坡上，已经树起了一块牌匾，上面写道：灾前北川县总人口16.1万人，目前存活14.2万人。北川县占去了整个四川灾区全部遇难人口的20％以上，其中尤以县城人口损失最为惨重，共466名干部遇难或失踪，个别单位基本上全军覆没，90％的干部都有家属遇难。高坡靠县城一边的地上，散放着很多老百姓拜祭后留下的菊花、蜡烛、纸钱，这种古老的悼念方式不知道能否可以让活下来的人们获得片刻的心安？

     为我们带路的北川县常务副县长，地震时正好外出办事而躲过一劫。他指着一座瘫倒的楼体说，“我的家就在这里，我的父母、孩子现在都在这下面，只是不知道被压在了哪一层。”也许是已经说过了太多遍，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在地震纪念碑前，副县长请大家站好默哀，然后用做报告的语气说，请死难的兄弟姐妹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再造一个新北川！说到这儿，他的声音还是哽咽了。这时，正有一阵寒风吹过废墟，翻动了我脚边的一本名片薄，这些有地址、有电话的名字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尚在人世，他们都还好吗？

     司机师傅对我说，他在北川县城没有亲人，但很多朋友都死了。“说真的，实在太惨了，这里我们根本不愿意来，来一次、哭一次。”然而，就在老县城的入口处，当地的老百姓已经搭起了一排长长的货廊，上面堆放着腊肉、灌肠和羌绣。在这里俨然开始成为一个参观景点时，灾难的伤痛正在转化为直白的商机，毕竟生活依然在继续！

      生命的尊严！

       今年秋天的一个午休时分，我拿着羽毛球拍从楼梯上跑下来，迎面遇到了报社的夜班编辑李兵老师。

       虽然办公室就在三层，但大家平时似乎都懒得运动，在电梯间遇到彼此的几率实在比在楼梯上多得多了。

       但李兵老师不是这样。他总是穿着那件咖啡色的夹克、夹着一个黑色的小包，缓步从楼梯上走上来。遇到我，他总是微微一笑、点一点头，隐约露出脸上的一个酒窝，于我，他是很慈祥的。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同事告诉我，李兵老师被查出患了癌症，而且一经查出就是末期，我当时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震惊！

       在楼梯上遇到他，似乎就发生在昨天，而转瞬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将死之人，虽然已经数次面对生死，而且他也并不是一个和我非常熟悉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还有一种对于生命残酷的惶恐。

       这个周一，刚上班，又有人告诉我，李兵老师已于上周末永远的走了。就这样，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平时和我几乎天天见面的人就这么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永远也看不见了。他的离去让我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每个人的出生也许算不得离奇，但从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天开始，每个人都注定要死亡、要消失，而纵然离去多少人，别人的生活依然要继续，生命有多美好，就有多残酷。

       李兵老师是学医的。我到报社工作以来和他接触机会并不多，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好编辑。每次遇到医学上的歧义，萧老师总会说，问问李兵老师吧，似乎有他在，大家心里就都有了底。

       李兵老师也是我真正的老师。在我到夜班轮岗的一个月里，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虽然对于他，我只是个小孩子，但他一直和颜悦色，遇事从来不着急。就在我马上要结束轮值的时候，他用很轻柔的语气对我说，你自己做块版试试吧。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一定是个好父亲。虽然不熟，他也曾告诉我，她的女儿在国外读书，说这句话时，他是很骄傲的。

       李兵老师和报社一位同样只有50多岁的编辑老师于同一天均因罹患癌症而去世。为了纪念他们，报社在大家每天都要经过的一块展版上贴上了他们的照片和朴告。每一次从他们的照片下面经过，我想大家一定都和我一样，感到深深的难过。他们都是最最平凡的人，但他们也都是好人，没有伤害别人，要走也走得这么平静。这让我突然想起《围城》里鸿渐走进淑英卧房里看见她的大照相时，不禁发了呆，觉得“萧条黯淡，不胜身后魂归之感。”这份黯然，我想，不是对死者的不敬，而是对生存的眷恋和对死亡的畏惧。毕竟对于世俗的人来说，死亡总是一个悲剧。

       李兵老师从生病到亡故，中间间隔的时间实在太短，这更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但转念一想，起码他没有经历过久的痛苦和绝望，一个人能获得一个好的死法，其实也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就象我总安慰自己，我的父亲去世得虽然太早、太突然，但起码他死得并不痛苦。

       听人说，李兵老师本可以选择保守治疗，但他拒绝了。学医的背景让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冒险的路，大剂量的用药或许能帮助他打败疾病，或许能使他获得更长的时间，然而，他失败了。

       但他的选择，让我非常钦佩。一位医学大家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他要死了，他一定不让孩子们勉强挽留自己的生命，当他一定要走时，请让他走得体面。李兵老师做到了这一点。我深深相信，面对生命，每一个人都会无比留恋，不管在这之前他活得是否幸福，更何况，从别人的描述中，李兵老师一家人生活得和谐美满，他对于这个世界该有更多的留恋。然而，面对生死，他表现出了一个学医的人应有的冷静和果敢，表现出了对家人该有的爱护和责任。我想，他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家人，而且，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捍卫了自己生命的尊严！

       这个周末是李兵老师的葬礼。我就不去了。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早起或者我去与不去都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在李兵老师活着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虽然他什么也不需要我为他做。还有，就是我实在不愿意参加葬礼，也不愿意回忆，在很多年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个人的葬礼，我没有哭，实在哭不出来，因为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我不够尊重他、不听他的话，也不经常给他打电话，对于他给予我的关怀我全都当成了耳旁风。不过，我依然记得，他有一个愿望，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到北京生活，能牵着妈妈的手在公园里散步，他还要养一只狗。正是他的离开，让我真正长大了，我想，这也是他对我爱的方式。

       所以，我要为李兵老师写下这篇祭文。因为在我的身边，曾经有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编辑、一个好老师、一个非常好的普通人。

       请我们都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还有亲人！

    领奖台上，虽然观众同样报以掌声，但朱启南还是哭了，随着掌声越热烈，他哭得越伤心，他哭得越伤心，掌声就越热烈，看到这时，好多中国人的眼睛和我的一样全都湿润了。真的要特别感谢那些在现场为朱启南鼓掌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的大度和对运动精神深邃的理解，你们没有以成败论英雄，况且世界第二焉能不算真正的英雄？

    对奥运会一向关注的我早在雅典奥运会时就记住了“朱启南”这个名字。当时的他只有20岁，真真是个初生牛犊的毛头小伙子，在成绩出来时，他站在靶前、回过头、用手指了指自己，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我们依然能猜到，他在问：是我吗，真的是我吗，原来是我呀！然后露出一个青涩灿烂的微笑，当时的我一下子就想起台湾民歌《望春风》里的一句话：青春最可爱！

    如今，四年过去了，电视机里的朱启南长大了、帅气了、成熟了，肩上扛着的压力无疑也更大了。如果说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教练可以宽慰他：咱们只是来参与、来感受、来为以后做准备的，如今的他心里只能有一个目标了，那就是再一次拿到这块金牌，压力往往都是自己和已经背负起的荣誉强加而来的。

    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了，在出现明显失误的情况下，他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最终以那么微小的差距输掉了比赛，这样的成绩不能说明能力的高低，只能证明运气的好坏。当然，这样的结果对于今天从领奖台一直哭到射击馆外的朱启南来说，肯定是件坏事，但对于一个成熟运动员的成长道路来讲，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人生是这样的，朱启南弟弟，一定会有人表面看起来顺风顺水，总是赢得不费吹灰之力，但那毕竟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失败和成功总是交替出现，更有甚者会一直失败，在无数的失败之中，他们的心情和他们的执着，如果你不曾失败过就根本无法体会，正如你同样无法体会到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的幸福和快乐。你毕竟是幸运的，毕竟已经拿过一块金牌，中国有那么多名运动员，能拿到奥运金牌的又能有几个。在很多项目上，还那么多著名的“千年老二”，他们不是没有实力，只是似乎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点运气，他们一直在努力，却一直在失败，他们一直在坚持，成功却总是和他们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可贵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而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已经越来越被更多的国人认可，这也是中国人大国心态的具体体现。

    也许，这个世界和一个人运气都是一样的，分给了这个、那个就要少一点，分给了这个时间段，那个时间段就要少一些。林语堂不是说过吗，这个世界本就没有公平。所幸，运气的分配还不至于置太多人于死地，绝地反击不是比比皆是吗，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要断言自己一定会失败，而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刻，可能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关菊杰不是用她50岁参赛的实际行动做了最好的证明吗？

     在这届奥运会上，我突然很欣赏一直很不以为然的郭晶晶。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不仅让她终于圆了金牌之梦，更让她获得了一位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男友，不管她最终能否嫁入豪门，但毕竟对于目前的她来说，金钱、名誉该有的全都有了，着实没有必要拿已经获得的荣誉再去冒一次险，拼好了，人家会说她出水芙蓉，拼惨了，指不定就是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然而，她还是留下了，她说，她的坚持不是为了金牌。第三个奥运会了，一个女人用去了12年的时间一一经历了她能参与的所有的奥运会，这份坚持本身不就够让人钦佩的吗？

    还有一位射击选手叫赵颖慧，她的名字应该没有几个人记得住吧。在2000年奥运会时，我清楚地记得北京一家媒体一则新闻标题就是：王大哥、赵小妹，谁能得首金？王大哥就是王义夫，赵小妹就是赵颖慧，当时的赵颖慧刚在国际射击锦标赛上崭露头角，是夺金的大热门，然而，最终赢得万千掌声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陶潞娜，再此之后，赵颖慧的运动生涯似乎刚起了头就煞了尾，从此一蹶不振。

    2004年的奥运会上，人们根本没有看到她的名字，在那一年的一次电视节目上，我突然看见了她，依然清秀的她说了一句让我至今不能忘记的话：如果不射击了，我能去干什么呢。   

    在北京奥运会的名单上，我竟然意外地又一次看到了她的名字，不管为了什么，这个河北姑娘一直在坚持，虽然当年的赵小妹已经变成了赵大姐，但在看到“赵颖慧”这个名字的一刹那，她还是感动了我一个人。

    这么多年了，她没有放弃，她还在争取，她还在等待，没有人能体会到那份等待的黑暗和痛苦，没有能感受到那一次次失败背后的伤痛和绝望，没有人会关注到幸运总也不眷顾的她的感受，这个世界并不缺少英雄，更不缺少幸运，你不行总有别人行，你不拿金牌总有别人能拿金牌，你不能拥有总有别人会拥有，但一直坚持一直守望一直不放弃一直心存希望，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有的时候我甚至发现我们守侯的也许已经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人生希望的本身。是呀，对于一个人短暂而珍贵的一生来说，惟有希望是最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了希望，拥有再多依然是一无所有，懂得再多依然是一无是处。

    所以，依然那么年轻、那么富有朝气的朱启南弟弟，还是擦干眼泪吧，人生不相信眼泪！这一次失败也许只是为了教会你：成功不是那么轻易的，幸福不是那么必然的，幸运不是总会眷顾你的，而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不是获得金牌，更在于当你自己都对自己产生置疑的时候，能够最终坚定信心，自己告诉自己：我能行、我很棒、只要上天给我一次真正的机会，我一定能够牢牢把握！所以，朱启南，再拼一届又何妨呢？再等待四年又如何呢？等待和希望本身不就是最最美丽的吗？

恕己.奉一

读《小石潭记》

    心情不好时，喜欢把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翻出来默读，心澜难平于是更愿假想自己正坐潭上，闻水声、体微风、胸怀幽谷。人难免会遭遇逆境，尤其似我这类屡遭跌打的人，思绪很难平复，又总要努力平复，真希望能真正依傍一碧小潭度日，过清净自在的生活，一无所有然悠然自得。只是在当下的纷繁中到哪里能找到一个未被污染的世外小潭呢，更何况柳宗元不也说了嘛：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是无奈，更是正视现实的勇气。

   《小石潭记》这篇仅二百多字的山水游记，大部分中国人应该都有耳闻且可以背诵零星段落，因为它是很多人中学时代的一篇课文，我一直认为我做学生的时候，那些遴选课本的人真正懂得中文，总能挑出最浅显又最深邃、最短小又最隽永的文章让初涉古文的孩子们以最便捷的方式领略到古典文学的美好：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簧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本人古文功底实在有限，但这些相当平常的词汇并不需要多少文言素养，一千多年前的文字如今读来通俗畅达，足见最值得流传的文字往往都是最质朴的语言。

     文章第一句话就直切主题告诉读者小石潭的具体方位，就是从小丘向西走上一百二十步，我还记得这个小丘是有具体名字的，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名字，一时却又记不起来。隔着一片茂密的竹林隐约可以听到流水丁冬，就象玉佩和玉环相互敲击那般发出清脆的声响，让人不由得心上喜欢。于是我们的柳大学者就干了一件本人极不欣赏的事情——伐竹取道，这四个字是本人最不喜欢的部分，如果要见小潭大可以绕个远路，寻着水声总能找到直通潭边的小路，犯不着跟那些健康生长的翠竹较劲，再说用今天的眼光，伐竹取道完全就是破坏环境、损害自然，纵使隔了上千年，此等行径依然不容原谅。通过砍伐竹林，穿过捷径，身下豁然可见一个小潭，潭水特别清澈。一块完整的石头做为潭底，走近岸边，可以发现这块完石还漾出潭边，成为水中的高地、岛屿、高低错落的石头和潭边的岩石。潭边的葱葱树木绿意盎然，长长的树枝和藤蔓摇曳生姿，随风飞舞。

     此段作者通过对小石潭岸边风景的描绘向大家展示了潭边的奇石和秀木，这些石头形态各异宛如黄山的迎客松，每一块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水木相应，作者不用提及天气，我也能感觉到，潭边定是清风阵阵，扑鼻皆是树木芬芳。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走近潭边的作者不由得俯身下望小潭，潭中大约有一百多条鱼，由于潭水特别清澈，鱼儿们都象是没有水的依托而浮在空中一般。晴朗的阳光照射下来，鱼儿们的身影投射在潭底上，他们时而一动不动，时而又突然游出很远，然后很快地游来游去，似乎存心要逗一逗突然闯进这片清幽天地的游人。

     “皆若空游无所依”这句原本是我最喜欢的句子，基本上是在中学第一次读时就一直记到现在，不能不佩服那些文采超卓的人，淡淡的七个字写出了实景、写出了意境，这一句既是一句诗，又是一幅只能用黑白色调描摹的水墨画，每次想到这一句，那些鱼儿往来的身影总会跃然脑海：他们应该是一潭黑色的锦鲤……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向小潭的西南方向远望，潭水曲折前行，随着阳光的照射闪烁着粼粼的波纹。两岸的岩石交错林立，根本看不到潭水的源头。

     看到这一段，我想作者是要告诉读者，所谓的小潭，其实并不小，注入小潭的水流曲径通幽、蜿蜒流转，小潭边上的风景绵延不断，让人回味无穷。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这段是全文的核心。也许是游玩得累了，作者并没有沿小潭的水源向西南行进，而是坐在潭边，潭水四面的竹林和树丛浓密相合，潭边除了作者一行之外再无旁人，面对幽静的潭水、幽密的竹林、摇动的树木，不免让人寂寞伤神，而坐在清冷的潭水边也让人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不免心意阑珊。由于这里的景致太过凄清，所以作者没有逗留太长时间，而是为它写下这篇文章之后便悄然离去。

      做这篇文章时，柳宗元正遭贬谪，纵观其一生，仕途亦坎坷多舛，游历到小石潭边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可以想见。小石潭边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大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一任自己遁世的情绪主导人生，用乐观的形式表现他的悲观。但柳宗元没有，他清醒地告诉自己：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这句并不起眼的话是全文中我最喜爱的一句，初读时，并不以为然，而如今识尽愁滋味，终于懂得欲说还休的苍凉。可叹的是，失意的文人并没有一味沉浸在落寞的心绪中，小石潭迎合了他的心境，但他依然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虽然入世未必会有什么结果，但出世也只能算做逃脱，短暂的逃避只是为了更坚决果敢地面对现实。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文章虽然不到三百字，但作者用近岸、潭中、坐潭上三个短句，引领读者从三个角度由远及近体会小石潭水的不同风韵。最后他甚至还有余地告诉我们陪同他一起前去的还有什么人，他们是吴武陵、龚古，作者的弟弟柳宗玄。同时还有两个姓崔的年轻人，他们一个叫恕己，一个叫奉一，我总觉得这两个年轻人的名字别有深意：恕己顾名思义就是宽恕自己，每个人遇到挫折，只要恭心体察总能找出一些自己的失误和缺点，如何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及时改正，并且能从容地宽恕自己、鼓励自己不要一味反悔而止步不前，这种勇气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内心的平静，而这种平静其实是一种高层次的幸福体验。同时，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做的是调节心态、找出不足、端正态度，但信奉的理念不应随着失意而改变，只要始终如一，我们的心愿就总能实现，我们能记住与韩愈并称“韩柳”的一代文豪柳宗元，却有几人能记得住与他同时代的当权宰相是哪一位呢？上天关上了你的门，一定会为你再开一扇窗！

   今年“两会”，异地就医报销难问题一如既往地成为代表、委员甚至社会热议的话题，普遍认定的解决之道便是已然成为新兴词汇的全国医保“一卡通”。

    按照国务院部署，2010年我国医保制度将实现全覆盖，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处于制度交叉地带的居民，我国绝大多数人口都将拥有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异地就医现象必将更为普遍，异地就医难题也将更加明显，“一卡通”提议不仅恰逢其时，更具现实意义。然而，面对我国医保统筹层次偏低、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医保基金调控难度加剧，加上各地疾病谱的差异，实现全国一卡通，真的象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技术已经不是问题，只欠国家政策的东风了吗？

“我的医保丢了！”

    去年9月，55岁的王秋霞从北京一家事业单位退休了。由于人事档案在北京、工作地点在南京、户籍跟着丈夫去了上海，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终于可以一家团聚，王秋霞的心情相当轻松。然而当她想把自己北京的医保关系转到上海市办理退休手续时，得到的回答却犹如当头一棒：户籍虽然在上海，但必须在退休前缴满五年养老保险，才有资格办理上海市的医疗保险。王秋霞的工作单位马上联系北京市社保局，结果更是使她焦虑不安：户口不在北京，又不享有北京市的养老保险，不能在北京办理退休医保。

    为了解情况，记者拨通了北京12333社保热线，工作人员解释说，户口不在北京的人员，要在北京市办理退休医保必须缴满15年养老保险，而全国范围内的职工医保制度也仅是从1998年开始试点，因此到目前为止，北京市还没有接收过这类人员。记者不禁置疑：王秋霞的单位性质是事业单位，按照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开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因此她只能从单位领取退休金，还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那只能去咨询北京市人事局了。

    为此，王秋霞所在单位专程派人赶赴上海，与上海市社保局、医保局、人才中心进行协调，她本人更是先后11次前往上海，除了天天到相关单位反应情况、等候回音，更是托亲访友、四处求人，得到的答案却一次次让她失望。无奈之下，王秋霞想到，不如降低保障标准去参加新开展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然而医保经办机构的回答又一次让她心寒：有单位的人员没资格参加居民医保，任何医保都要针对特定人群，不是想参加就可以参加的！

    工作时有医保，退休了反而没有医保，这令王秋霞百思不解。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造成的衔接空隙，使她在最需要医保的时候，反而将医保“弄”丢了，更糟糕的是还不知道丢到了哪里。

    和退休后“丢”了医保的王秋霞一样，马上要拥有退休医保的李阿姨也开始了烦恼。李阿姨退休后到北京和女儿一起生活，她单位的医保原来一直是以每月200元现金方式直接补贴，隔一段时间，老家的亲戚就会帮忙把医保补助和退休金一起转到她的银行卡上。现在由于单位财政改革，必须参加职工医疗保险，没有了“活生生”的200元，自己又远在北京，李阿姨不免担心她的医疗保障会鸡飞蛋打。

    为此，李阿姨的女儿给老家医保经办机构打了咨询电话，工作人员说，只要李阿姨委托朋友到社保所领取一张异地居住申请表，就可以在北京选择一家定点医院和一家定点药店，将申请表寄回老家社保部门盖章后，在这两家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都可以享受和老家一样的报销比例，即甲类药品报销75%，乙类药品55%，住院费用50%，检查费用50%。

    李阿姨刚觉得这样也还方便，邻居杨大爷一席话马上又把她拉回了现实。杨大爷说，他从吉林来到北京定居，每个月都要吃300元左右治疗心血管病的药品，但好几种药，在北京可以报销，回到老家却均属于医保目录之外，同样的病，北京的病友能报，自己就是报不了，老爷子不免感叹：同人不同命，多少有些不公平。

    同样随女儿到北京定居的王老先生的报销遭遇更是引得李阿姨担忧不已。虽然王老先生广西老家的医保卡里积累了不少钱，可是不能提现金，更不能在北京使用，加上在北京报销不了门诊费用，他每天必须吃的药品都由在老家的儿子一个月一个月地寄到北京。

    2007年9月底，老先生因急性心梗入住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做了心脏支架手术，一共花了两万七千元。出院时，老家相熟的医生特意给老先生的女儿打来电话，提醒她千万不要开太多药：两地的医保目录不一样，开的药很可能报不了。为报销医疗费，王老先生给老家的医保部门复印了全套病例，并提供了出院小结、费用清单、出院证明等单据，问题是北京的医院已经将“出院小结”改为“出院诊断书”，为了这一细节上的出入，王老先生的女儿一天多次和老家医保部门电话沟通，幸亏老先生的儿子就在老家，否则两地多次往返将难以避免。经过近两个月的折腾，最后还是托了关系，社保局才算没有在“出院小结”上较真，否则老先生一万多元的报销款很可能也要“丢”了。

    据了解，我国各地医保政策都是根据本地经济水平制定，主要以区县统筹为主，各地医保政策不同，基本医疗保险费用征缴比例不同，享受待遇不同，门诊特殊病种不同，医保药品、诊疗和服务设施三大目录也各不同。异地居住的老人一旦生病，无法在居住地报销，只能先行垫付全部医疗费用，再通过邮寄或者亲自回老家报销，如果出现单据差错，医疗费用只能自己全部承担。据李阿姨观察，仅她居住的一个单元144户人家里，和她同样面临异地就医问题的离退休老人就有50多位。而根据《中国老龄事业白皮书》显示，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递增。如果异地居住或者异地就医的老人按10%估算，也将涉及1400多万人。

“让活人为自己开没死的证明！”

    2006年，一场大病让退休后随女儿一起到深圳居住的孙芝禄老人花去了8800元。为了报销这笔费用，他多次往返老家和深圳，开了名目繁多的证明、打了无数协调电话才得以解决。为此，孙芝禄联同在一个老年活动中心“活动”的17位异地居住离退休老人联名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实现全国医保联网，并享受当地的医保待遇。

    据社保部统计，从2006年至今，该部已经承办、回复了数十件涉及异地就医管理的建议和提案，而接到的群众来信来访更是难以统计。

    为了在现有统筹层次和政策体系下，让参保人员尤其是异地居住的老人在就医报销上少垫付、少跑腿、少周折，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将异地就医管理问题列入重点研究课题，并委托上海医保中心具体承办，调查统计年限为2006年全年，调查对象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参与课题组的有北京、上海、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等省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这一课题研究是全国第一次系统搜集、调查、分析和研究异地就医情况，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和分析，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管理研究课题组基本完成了征求意见稿。

    根据这份《我国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管理研究（征求意见稿）》分析，我国需要异地就医报销的人员一般分为：异地安置，主要指参保人员退休回异地原籍定居，比如退休老知青；随家属子女在异地定居，比如“北漂老人”；在异地购房定居，比如海南的“候鸟老人”。异地转外就医人员，主要指参保人员的疾病经参保地医疗机构诊断，因受医疗技术和设备条件限制，需要转诊到异地就医。异地工作人员，主要指参保人员受工作单位派遣，长期在异地工作，以上三种人员均需在参保地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此外还有的参保人员因出差、学习、旅游、探亲等临时外出，因病需要门急诊或者住院治疗的情况。

    目前，为了确保本地区的医保基金平衡和有效管理，各地对于异地就医人员的医保报销都主要采用事先登记方式，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人员，在异地就医发生的普通门诊或住院费用均不得报销。办理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后，参保人员在参保地医疗机构的就医关系暂时中止（急诊除外），很多地区还规定这种手续只能登记一次，比如《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关于异地就医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异地居住人员返回哈市居住后，应及时办理原登记注销手续，注销后不可以再次办理异地居住就医手续。”并且“以个人身份参加医疗保险的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的参保人员及城镇居民中一次性缴费的参保人员，不能办理异地居住就医手续。”哈尔滨社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有些人不想在哈看病了，就随便在北京或上海办一个暂住证去那里看病，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为了便于管理。

   更让异地安置老人不满的是，为证实长期定居在外地的退休参保人员仍然健在，以防止他人冒名看病报销，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参保人员定期提供其居住地有关机构开具的生存证明，这等于是“让活着的人去为自己开还没死的证明”。同时，各地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医疗费用报销的审核程序也较为复杂，一般要经过初审、复审和结算支付等环节，对异地就医医疗费用还设有报销期限，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超出报销期限则不予报销。这种种限定，让异地就医人员，除了垫付、奔波之外，更增加了心理负担，激化了对异地报销程序的不满。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异地就医人员中以退休和异地安置人员为主。而且，异地就医医疗费用中也以退休人员和异地安置的比例为最高。据报道，我国退休人员人均养老金为880元，因此，一旦经济相对拮据的老人再遇到医保报销迟缓的问题，很可能会延误看病治疗的最佳时机。

    医疗费垫付、报销周期长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在参加调查的人员中，反映医疗费用报销等候时间“较长”或者“很长”的占60%；认为医疗费用报销手续“较不方便”或者“很不方便”的占42.8%。

    我国异地就医人员还往往集中于大城市或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一方面，异地安置人员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定居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异地转外就医到医疗技术水平发达地区也较为理想。而我国医保制度主要依仗青年人和老年人互济，也就是说，主要由青年人积累医保基金，而患病率一般高出青年人三至四倍的老人则主要是支付医保基金。出于医保基金平衡和地方经济利益考虑，经济发达地区难免不愿接纳异地老人转移医保关系。

   虽然调查发现，我国异地就医人数与医疗费用占参保人数与医疗费用的总体比例还较低，但随着人员的日益增多，不仅管理难度提升、社会影响也在不断增大。

“医保随人走”遭遇地区利益壁垒

    造成各地异地就医管理手续繁琐和参保人不满的原因，征求意见稿认为主要是由于参保地与就医地实行的医保政策不同，而异地就医的医疗机构又不能按照参保地的医保政策提供医保服务，难免会有部分医疗费用超出参保地医保规定范围，最终只能由参保人员自己承担，因此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的实际费用往往要超出在参保地就医，这无形中加大了参保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经济负担。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地区人均住院费用在多数地区表现为异地就医大于当地就医，在职人员异地就医人均住院费用更远大于当地人均住院医疗费用，平均差距竟达近万元，并且大多数地区异地就医人员的个人自付比例都要高于当地就医人员。

    由于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时，都被医疗机构视作自费病人，因此异地就医对医院诊疗行为的监管也是难上加难。遇到某些医疗行为不规范的医疗机构，由于缺乏监管，很容易造成过度医疗，参保人员的经济负担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异地审核查处缺位，少数参保人员采用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甚至串通医疗机构伪造病史资料的骗保案例也时有发生。北京协和医院医保中心主任卜静宜说，大庆市医保局曾打来电话，一位当地患者拿着该院的发票回去报销，数额达到九万元，而经医院查证此人根本就没到协和医院就医。为了迎合骗保行为，很多医院的外墙上甚至贴满了提供假票据的小广告。即便是查实了骗保行为，只要不触犯刑法，医保部门一般只能停止参保人但到六个月的医保待遇，而这无疑达不到小惩大戒的效果。

    由于各地疾病谱的差异，还导致医保用药目录在各地也有不同。根据社保部制定的医保用药目录，可供报销的药品被分为甲类和乙类，甲类目录全国一致，但国家允许各地根据区域发病率的不同对乙类药进行15%的调整。而这一调整导致了部分异地就医人员面临了就医地可以报销，但参保地却无法报销的待遇尴尬。

    根据社保中心分析，异地就医报销难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难以形成全国一体化的医保制度所致。根据2006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各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东部地区为22003元、中部地区为10846元、西部地区为8678元、东北地区为15935元。我国正在实施的各类医保制度都是在国家制定基本框架基础上，各省市及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的，在保险对象、筹资基数与比例、医疗费支付范围与比例等重大政策上均存有差异。仅职工医保，全国就分成了2600多个统筹地区。这种统筹地区政策上的差异不仅基于各地政府部门的政策思路，更反映出了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医疗保障水平。虽然参保人员的医疗需求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但医疗保险首先必须依从于其地方属性。如果说，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推进，使原来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但目前这种“社会人”还处于“地方人”阶段，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人”。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异地就医的高额医疗费用，难以形成跨地区的费用统筹机制。很多参保人都希望可以随着居住地的变迁到异地参保，也就是实现“人到哪里、缴费到哪里、享受到哪里”，但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以及以地方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利益的存在，加上行政壁垒、地方保护、资源垄断、恶性竞争等问题，以省市为区域的医保费用统筹机制尚难建立，跨地区甚至跨省市的医保费用统筹则更加有待时日。而异地就医者更多的是疑难病患者和退休老人，他们都是医疗保险中的高费用人群，异地参保、跨地区统筹，都将影响参保地和就医地的地方经济利益，这也正是异地就医管理难以突破的症结所在。

    同时，虽然我国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但从1998年职工医保两江试点开始，到普遍推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再到正在紧锣密鼓开展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各地医保信息管理系统都是自行开发，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有的地区已经采用了医保IC卡，有的仍在使用医保手册。各家医院HIS系统也都由不同软件公司开发，再加上各地药品、诊疗、检查目录编码也各不相同，这些都形成了异地就医“一卡通”的技术障碍。从去年7月份开始，北京市为了最终实现门诊费用实时报销，开展了门诊费用上传制度，仅三级甲等医院统一医保目录编码就用了近半年的时间，由此引起的年底医保报销速度缓慢问题还引起了很多参保人的不满。

   为了解决全国医保联网的技术问题，社保部副部长胡晓义在去年曾表示，该部正在建立劳动保障信息管理网络，即“金保工程”，这也是国家12项重大信息管理工程之一。工程建好后，将有助于解决异地医疗费用报销问题。这一工程的核心就是统一社保信息化建设，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核心平台和操作软件。社保部医疗保险研究会秘书长熊先军说，这一工程早在2002年就已经开展，金保工作就象是在全国的社保经办机构里推广“普通话”，而我国现有的医保“方言”可能达到几千种。推行全国一卡通肯定是努力的方向，但在我国换第二代身份证尚且需要多少年的努力，更何况一张医保“一卡通”背后还有那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为了切实地解决异地就医问题，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认为，异地就医管理拟分类、分步推进。在分类上，先解决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工作人员就医问题；先解决住院、再解决门诊医疗问题。在分布上拟规划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的目标，近期是提供快捷的管理服务，缩短报销时间，减少异地人员奔波报销和垫付医疗费的问题；中期在省内进行联网结算的探索，逐步从省内向跨省区域性联网过渡；远期从跨省的区域性联网向全国联网迈进。

便捷报销从“笨办法”起步

   虽然异地就医管理分为了三个阶段，但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很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起步，有条件的地区甚至可以向中期目标迈进。

   事实上，随着异地就医需求的不断增多，相对于高端但短期内难以实现的“一卡通”，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不同类型的“笨办法”探索。

   由于大批上海企业曾经迁往安徽阜阳，上海知青也曾大规模下放到该地，导致阜阳和上海在异地医保报销上有了天然关联。随着大批上海籍老工人和退休知青返回上海定居，阜阳参保人员也多首选上海转诊就医，阜阳医保中心在上海设立了异地就医工作站，这一工作站就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里。通过工作站为异地就医人员集中办理报销手续，不仅解决了参保人员异地看病报销难的问题，更强化了异地医保费用的审核工作。自从有了工作站，阜阳籍的医保人员到上海就医住院天数下降了、医疗费节省了，医疗效果也提高了，与阜阳市本地16家医保定点医院相比，按医保费用从低到高排列，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异地就医的参保人员费用竟然位列第二名。

    除了阜阳，江西省也在上海市设立了一个异地就医工作站。据调查显示，目前，很多地方分别开展了异地委托监管、报销、协查、结算，异地局部联网结算，委托异地成建制单位代管等“笨”方法以解决异地就医的现实问题。虽然这些办法与“一卡通”相比无疑属于权益之技，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份不可能到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都设立一个工作站，而且即使是建一个工作站，参保地也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这些办法都得到了异地就医参保人员的欢迎，这些办法也在现有制度水平下，实现了异地就医管理的近期目标，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各地医保经办机构的服务意识正在转变为实际行动。

    相对于阜阳市的“笨办法”，福建省则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05年底，一张全省联网的医保网络在福建省铺开。在这之前，福建省省内有近十万异地安置参保人员和临时异地转诊、转院人员需要按最原始的方式返回参保地报销。同时，由于医疗费用需回参保地报销，医保经办机构报销工作量增大，导致福建全省每年因异地报销而需以手工处理报销的发票就达20万张，报销录入约300万条处方明细，涉及的医疗总费用达1亿多元。

    为此，福建省从泉州市开始逐步把统一政策、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的市、县（区）、乡三级网络，发展为一个省、市、县（区）、乡的四级网络，该省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全省医疗保险联网的省份，福建的老百姓初步实现了省内医保“一卡通”。全省联网后，福建省内的异地就医参保人员住院时只需交纳押金，出院时也只要支付个人自付的部分，省去了异地报销程序的繁杂。截止2007年10月底，福建全省异地就医14626人，办理一卡通13773人，发生医疗费用36113人次，结算医疗费用6509万元。

    虽然全省联网已经建立，但福建省医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系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结算模式，有些县经济欠发达，不敢放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怕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拉高费用，冲击薄弱的医保基金，有的县则只放了公务员。同时，各统筹地区结算办法都不一致，有的是定额结算，有的是项目付费结算，因此福建省内实现“一卡通”的背后仍然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与福建省不同，经济发达的长三角（苏浙沪）地区正在探索的是如何实现区域内的长三角社保“一卡通”。不过这一想法目前还仅停留在设计文件之上，跨区域“一卡通”遇到的难题主要是“一卡”背后的地方利益难以厘清。相关人员表示，如果通过“一卡通”实现了医疗一体化，参保人员都可以在外地就医并且报销的话，参保地区的定点医院和相关部门将会面临巨大损失：一方面，利益会转移到医疗技术高超的地区，另一方面，那些技术高超的地区又会人满为患，供不应求，“一卡通”的开通很可能会给一个地区的医疗系统带来冲击。可见，要实现省内“一卡通”之上的跨省市区域性联网，遇到的问题无疑更为复杂、任务也更为艰巨。

    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实现全国医保“一卡通”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和异地结算问题的理想途径，但其前提条件是要实现医保费用全国统筹，而要实现全国统筹，就必须实施全国统一的基本医保办法，包括统一筹资标准、统一待遇标准、统一支付标准，这就涉及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2006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GDP比例为3.26：1.09：1，各省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高低差异为2.64倍，要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了社保部门和卫生部门的能力范围。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秘书长熊先军说，异地就医人员希望医保费用报销更加方便，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但究竟应该方便到什么程度还有待商榷。医保制度的建立是为了让更多的居民享受医疗保障，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医保报销手续不能过于方便。而相对外国的医保体系，我国的医保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再解决报销快慢和待遇差距等问题。

   在今年两会期间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社保部部长田成平也表示，我国的社保统筹层次还没有实现省级或全国统筹，无疑妨碍了社会保障全社会共济功能的发挥。为此，该部已经制定了时间表，在未来的两年时间内，先实现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在这基础上，再去实现跨省市人员流动的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办法，再之后，我国将有条件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社保 “一卡通”。

2008年刚刚开始二十天，一位年仅四十岁医生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

虽然他办公室隔壁就有心肌显像仪，虽然他每天都在为病人诊断疾病，但本应守护生命的医生，却越来越留不住自己的健康。四十岁，他的事业正在起步，他的梦想正在实现，然而随着生命戛然而止，一切可能全都变成了假设。这位医生的死亡，还有去年各行各业精英的辞世，无疑为正处于事业爬坡期的中青年人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当死亡似乎还那么陌生时，健康真的被我们放在人生排序的第一位了吗？过劳死真的离我们很遥远吗？

骤然凋谢的“向阳花”

1月24日，记者起了一个大早，赶到北京医院，参加一位医生的葬礼……

医院太平间门外是一条小巷，初春的冷风毫无遮拦地灌进送葬人的衣领和袖口，一阵彻骨的寒冷。有的医生明显是从科里赶来，白大褂里只穿着单薄的毛衣。他的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博士同学很多都开着车、冒着风雪从外地赶来。我夹在送别的队伍里，听着这些熟悉他的人说着对他的感慨：他叫郑建国，刚满四十岁，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博士毕业后，才到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工作四年，由于他和他的妻子一直都在学习，他们的女儿才三岁。对于他的死，很多人都长叹一声：他是累死的，实在想不到……

人群开始慢慢地前行，我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朵白绒花，上前两步向死者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他还那么年轻，戴着金丝边眼镜，清秀且英俊，在大学时，他善打桥牌、爱好乒乓球，就在去世当天，他还在修改书稿，而如今......他那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因为过度地悲伤只能坐在椅子上接受大家的问候，他那还那么年轻的妻子，早已泣不成声。

站在记者身边的一位医生不住地叹气、摇头，自言自语地说，真不能这么干了，突然，手机响了，他马上一边回话，一边急急地向门诊楼跑去，也许科里又有了什么事情吧。

回顾郑大夫逝世前的情形，他的妻子郭丽宏止不住地落泪。作为医学博士后，去年年底她才从美国学习归来，在这半年时间里，他们的女儿被送回老家，郑大夫除了周末回家浇花，其他时间都住在科里，一家人才团聚了一个多月。

据郭丽宏回忆：1月18日周五，郑大夫晚上八点半才到家，晚饭后，就坐在电脑前，妻子催他休息，但他岳母凌晨三点时发现，他仍坐在电脑前写东西，几点睡的没有人知道。次日，郑大夫九点起床，十二点时，终于把完成的稿件发了出去，一家人就出门采购年货，晚上回家时，他已经感到很不舒服。1月20日，九点起床后，他又坐在电脑前赶稿子，妻子不禁问，不是赶完了吗，郑大夫回答，另一位主任也在催稿，于是连中午饭都是在电脑桌边吃完的。下午，他实在感到很疲乏，休息了一会后，突然身体绻成一团，在送往医院的急救车上就永远地走了：心源性猝死。

明明不舒服为什么还不休息？郭丽宏说，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夫，但他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想着稿子不是要得急嘛，那就赶快完成。他也觉得自己还那么年轻，扛得住，没有想到生命竟这般脆弱……

在郑大夫爱人去美国学习期间，他通过电子邮件给她写了很多信，除了女儿荣荣，他谈的几乎都是工作……

2007.6.18

    我从老家走时，荣荣没有哭，特别乖。

回来后，这一周都住科里，天天加班。星期五晚上将要去上海，到华山医院讲课。

一个人在国外，要当心身体，冷了加件衣服，热了脱一件，千万不要感冒，6个月的时间，感冒两三次，一个月的时间就浪费了，影响您的学习，千万注意。

明天我当班，病人特别多，忙碌的一周从星期一早上就开始了。

2007.7.16

我住在科里，昨天晚上加班到1点钟。我一般不回家。每天都特别忙， PET/CT学习班讲义还没有写，都愁死了。一定要在这个月完成。

今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回家，现在在科里整整文章，查查文献。有一篇文章已经写好了，并且投了新疆的会议，被大会接受，作为大会发言，8月13号在乌鲁木齐开会，还得做幻灯，我想再补充一些内容，再做一个特征工作曲线分析，不要太差了，还要评优秀论文。小郭，您工作那么辛苦，要注意身体，吃好一点，不要太在意钱，我会努力去赚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身体，就没有了一切。

2007.7.22

昨天晚上加班快到12点了，回家时已经是零点40分，看了会儿电视就睡觉了，睡到早上8点。然后开始做饭，打扫卫生，中午面条，晚上方便面；或者中午方便面，晚上面条。

小郭，人生怎么样都是一辈子，不要太在意，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所得必有所失，高高兴兴就行，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荣荣，只要荣荣一生幸福，咱们就够了，你别为了工作的事生气，大不了咱们不干了，回贵阳开诊所，当个小老板，开开心心过日子，您说呢？不要太在意去追求什么，平平安安就好，我和荣荣还等您回来呢！

我的事情还特别多，昨天刚把住院医师的讲课准备好。下周得把PET/CT学习班的讲义准备好，还要准备首发基金和新疆会议。

2007.9.10

    PET/CT学习班的课我星期三上午讲，星期四新教师试讲，讲完了就算完成两件比较艰巨的任务，以后就好多了。

我今天晚上大约又要干到12点，讲课的幻灯还没有完全做好，下午去病理科拷贝病理图，请他们给我讲了将近两个小时如何辨认图中的那些细胞。晚上还要去查病理，补充幻灯。在全国学习班上讲课，我想尽量讲得好一点，否则，全国核医学就那么多人，大家都知道您水平差，要想在以后改变，恐怕就更困难了。

小郭，您要保重身体。您说我国庆去看荣荣吗？我怕去了，等我走的时候，荣荣哭。她在那边已经很习惯了。我去了，她好长时间恢复不过来，您说呢？

2007 11 10

     最近特别忙吧，注意身体。

我最近也特别忙。这周星期一教育处的老师让我给住院医讲一次课，星期二开始做幻灯，星期二到星期四，白天除正常的日常工作外，都在做幻灯，晚上每天加班到12点多，总共做了130多张幻灯，星期五下午，3点讲到5点，总算效果还可以，没有讲得太差。否则，让人家在背后指着说，就是这小子，讲得可槽了。
     昨天讲完课后，有点累了，晚上看书，老集中不了注意力，所以早早就睡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值班。从上午开始，我就准备出卫生资格考试的考试题，要出150多道题。中午吃了饭，就睡觉，起床后去街上买了“意可帖”，又上火，口腔溃疡。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了，马上又该吃晚饭了，晚上争取多干一会儿，从6点到12点，也能干6个小时，争取早点把题出好，复习考试，已经有4天没有看书复习了。明天也在医院加班，晚上7点钟再回家，顺便到超市卖点酸奶和水果，把衣服洗了。每天都挺忙的。

你的试验怎么样了，做出来了吗？如果没做出来，也别太着急。很多事情着急是没有用的，天塌不下来。

我已经写完了两个病例，姚主任让我再写两个，所以我下午到病案室查阅病例，幸好我有现成的资料，原来收集的病例，派上用场了，到病案室补充了些内容，就可以了。任何劳动，都有回报，没有原来的收集，匆忙之间要找到这么多好的病例，是非常不容易的。几天没给妈打电话了，明天去打……

不甘放弃的“双面人”

郑大夫生前的办公桌上已经空无一物，但白墙上依然留着一道清晰的灰痕，那是曾经的一摞摞书籍留下的印记。他的同事于治国大夫黯然地告诉记者，一推开门，似乎还能看见他坐在那里，从书里抬起头、笑着跟人打招呼。

“其实，他感到胸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太大意了。对自己要求高是一把双刃剑，医术进步确实快，但对身体也造成了不能挽回的伤害。”于大夫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首先是震惊，然后就是不是一般地可惜。知识分子尤其是医务人员，这些年的压力越来越大：首先，医学新知识本身就要求医生不断地学习。医患关系又这么紧张，达不到病人的要求，病人态度就会180度大转弯，医生的心理压力很大。再加上，到了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郑大夫曾经对我说，家里住得太远，也想到城里找个近一点的地方，但即使是二手房价位也太高，根本买不起。”

“这样得力的人员，真得很难找。”郑建国所在科室的姚稚明主任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从来都不想麻烦别人，别人一找他帮忙，又从来都不拒绝的人。他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工作起来又不惜力，只要把工作交给他，总是让人特别放心，科里也重点培养他，将来真的会有很好的前途，这一走，科里就缺了一大片。他做事真的不是为了钱，就是想要在医学上有所作为。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他会去翻一堆书，都搞不清楚那些资料是从哪里找来的。医学要发展靠的就是这样的医生的那份热情、追求和探索。”

郑大夫追悼会当天，一位不住掩面痛哭的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是郑大夫的师弟，北医三院核医学科的唐恭顺大夫。自从郑建国去世后，夜夜噩梦让唐大夫明显地消瘦了一圈。他告诉记者，他已经决定调去华西医院了。

离开妻儿，怀揣着对医学更高的向往，象郑大夫一样，唐大夫博士毕业后，也来到了北京。“他的死，对我们这批人的打击太大了。”唐恭顺说，“我的工作模式和他几乎完全一样：白天做临床医生，在科里忙忙碌碌就是一天，基本不能做临床以外的事情；正常下班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双面人，因为我们追求科研之心不死，白天没有时间，就只能晚上加周末，我们上网不是聊天、打游戏，而是去搜集文献、查阅资料，研究别人做了什么，我们还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还要写SCI论文、要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干到两三点是平常，单身汉干通宵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要建立研究型的医科大学和医院就是靠我们这批人去冲锋陷阵。”

确实累，但唐恭顺认为，从思想上说，努力工作对于这批人来说，是能力范围之内、充满成就感的事情。“没有人逼我们这样做，全都是自愿。学了这么多年医学，心里对科研总有个牵挂，因此，只能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我们要的不是物质，但在时间和精神上，也都得不到支持，北京等大城市的医生确实压力太大了，做科研本身已经非常辛苦，临床又不能落下，当中的一部分人会选择放弃，但更多的人还是心不甘，就象郑建国。”

“郑建国的死，让我明白，”唐恭顺说，人的一生确实需要去奋斗，但不能这样去奋斗，很多工作不能一个人去完成。在外地，搞科研的时间比较弹性，但北京等大城市大医院里，工作时间固定，医院管理体制较刻板、低效率，导致从经济上，我们不愿意单纯做科研，从人力上，只能我们去做科研，从思想上讲，我们不愿意放弃科研，结果只能是大部分人辛苦地坚持，少部分人就象郑建国一样倒下了，但即使是再倒下一个郑建国，很多人还是不会放弃，因此我们活着的意义正在于此。

对于郑建国离去的方式，郭丽宏表现得很冷静。她说，“我没有抱怨过他为工作这么拼命，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工作的时候赛着熬夜，我理解他。他们夫妇来到北京已经四年了，却没有去过一趟故宫、长城，甚至连张全家福都没有留下。郭丽宏说，我们这批人都是从外地来北京的，老师不在这里，医院里没有任何熟人，要立住脚很不容易，没有付出怎么能有收获。郑建国的头衔有很多，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核医学会的编委、北京市青年核医学会的委员，北京总共就只有四个人。对于工作得过且过其实也行，但是我们不肯混日子，就是想做出点东西来。而正处于创业和奋斗阶段、没有到达收获期的我们，所得和付出完全不成比例，国家、社会和单位的保障制度还不到位，，我们只能靠血拼、只能做奉献，拼下来就值了，拼不下来就牺牲了。”

在郑建国到机场去接郭丽宏回家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放心吧，终于熬出来了。我的一个国家自然基金刚结题，又中了一个，你走期间，我发表了六篇文章，马上就能参评主任医师和教授，又可以带研究生帮着做实验了，还参写了三本书，终于可以给你们母女俩好日子过了……

威胁生命的“床垫文化”

因工作劳累而过早离去的医生其实并不只一个郑建国，去年11月，广东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郭予大在准备一台手术时突发休克死亡，年仅44岁。猝死事件频发的行业亦不止于医生，中国医师协会曾评出“健康透支十大行业”，依次为IT精英、企业高管、媒体记者、证券、保险、出租车司机、交警、销售、律师、教师。近几年，知名人士的猝死更是引来一片唏嘘：王均瑶、陈逸飞、侯跃文、陈晓旭……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一连串的惋惜：他们实在太年轻。

近年，最引人关注的则是背负着“床垫文化”的IT精英现象。作为国内著名的人才饕餮企业，据说，华为公司在创业时就有一个传统，几乎每个开发人员的桌子下面都有一张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与垫同眠；半夜醒了，起来再干。正是这种用生命去加班的工作方式，接连导致几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员工猝死在工作岗位上。

事实上，对于中青年过度劳累的社会讨论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随着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齐名的张广厚在大有作为的40岁就撒手人寰，人们就开始置疑：三十五到四十多岁的中青年人到底怎么了？“过劳死”这一源自日本白领健康危机的概念引入中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并不新鲜的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减缓反而越演越烈。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是记者所见过最快乐、也最能让别人感到快乐一位医生。他告诉记者，在读本科时，学校里就有一位老师加了一晚上班后，因脑出血倒在了办公室里。他的一位同学前两年发现患上肺癌后，很快就去世了，而在这期间，另一位同学因压力过大跳楼自杀了。

“谁不累呀，我今年44岁了，正在读博士、孩子读初中、也要供房子，还身兼医院行政处处长、指控中心主任。正处于这个年龄段，谁都在累积。事实上，从三十五岁以后，每个人都会必然进入‘多事之秋’，朋友或者自己家庭出现问题了、父母病重了、孩子上学了、工作加码了，到50岁以后，压力又会渐渐变小，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这都是普遍现象。”

王仲说，“论劳累程度，每个上进、自律、自觉的医生都不相上下，压力往往都是自己给的，但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工作是为了生活，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有一个快乐健康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不否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积累的过程没有尽头，所以尤其是医生队伍更要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该放松就得放松，要找到自己的排遣方式，我的方式就是玩、打球、和朋友聊天，不仅我自己玩，我还带着科室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一个科室应该是团队作战，50个人要开发出52个脑子来做事，我们确实要竞争，但必须是良性善意竞争，而不是恶性恶意地竞争。

作为国内最忙碌的医生之一，当记者采访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时，他刚从美国回国，又要马上赶去香港参会。胡大一说，“2000年，我54岁，因为要调动工作，必须参加一次体检，正是这份当时八年里唯一的体检报告，震惊了我：血糖在临界水平、餐后偏高，甘油三脂高，脂肪肝，体重超标，原来整天给别人治病的我，有这么多健康隐患，我必须改变。”

想做就一定要做到的胡大一立即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首先多运动，爬山爬楼梯、每天一万步，为此他特意买了一个记步器。但单纯的运动，体重只减下了4公斤，于是，他开始试吃减肥药，一个月很快就减到了69公斤，但他开始感到疲劳乏力，一停药体重就反弹。他说，“减肥药给了我两个启示：第一，再也不吃了，第二，控制饮食，少吃肉、八分饱。经过七年坚持，现在胡大一的体重保持在75公斤左右，每年一次的体检所有指标全部正常。

胡大一说，现代人都有一定的紧张度，但还是要把事业和健康统一起来，没有健康也不可能有事业。国家和父母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这个人一旦英年早逝，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家庭都是巨大的损失。发达国家心肌梗死的病人一般都在60岁以后，而我国往往是35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丧失的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虽然猝死的人在少数，但18岁是疾病的启动期，40岁是疾病的快速发展期，不注意健康即使不猝死也至少会影响寿命。

“关键是树立起健康意识，”胡大一说，“我是一个意识得比较晚的人，所以更要规劝中青年人，注意工作效率，不要打消耗战。如果我能更早地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一定比现在更有成绩。当然，由于工作忙，我也不能保证一定能达到预定的健康目标，有的稿子看不完，还是多看了一个小时，但我的原则是只要头痛了，就不干了，如果有一天能不头痛也不干了，我就更进步了。”

捍卫健康需要一点“自私”

随着“过劳死”现象日益威胁中青年人的健康，一些健康教育专家开始走上健康大讲堂的讲坛。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黄建始教授首先澄清了几个基本概念：“猝死”，是一个有明确诊断标准的正规医学名词，一般指在一小时内因不明原因突然死亡。“过劳死”并没有一个严谨的学术定义，主要是一种描述性的状态，因为提得多了，学术界也能接受。“亚健康”，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医学文献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其主要将人分为三种状况：健康、亚健康和疾病，但完全健康的人很少，绝大部分人都属于亚健康，因此，亚健康的具体指标很难确定。“健康透支”，则主要是相对于健康投资而言的一种科普角度的提法，也不是一个学术概念。

我国“过劳死”问题日益严重，黄建始认为，首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一直强调要以事业为重，倡导小车不倒尽管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也曾指出，社会舆论鼓励支持宣扬带病坚持工作，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员工休假权难以保障，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会出现过劳死。其次，我国一直忽视疾病预防，尽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要以预防为主，但得到基本落实的只是大环境，比较消灭血吸虫、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对个体健康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黄建始的一位朋友曾经告诉他，中国医生到美国做医生，考执照有三大弱项：英语、对美国医疗系统的了解和预防医学。

对于医生，黄建始认为，还要加上近几年医疗环境不理想，医生付出和回报差别过大。同时，中国大医院的奖惩制度不够合理，医教研相结合是对的，但随着医学的发展，实验室研究和临床工作已经不能同时完成，往往需要一个人身兼数职、超负荷运转，结果必然导致健康透支，因此，整个医疗和学术体系都需要反思和改进。

要解决这一问题，黄建始认为，从宏观上，政府要创造一个健康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发展经济肯定是第一位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因此，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健康小环境，不要总觉得健康要靠医生，其实健康首先是自己的事情，在捍卫健康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应该自私一点，多想想自己、努力管好自己。

对于正处于爬坡期的中青年人，问题往往是知道健康重要，但更看重当下的利益。为此，黄建始建议，无论多忙，累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该休息一下了。在工作中，也要学会说NO。大家不妨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重要”和“紧迫”这两个坐标轴里，重要而紧迫的事情马上做，重要但不紧迫的事情做好计划、紧迫不重要的可以考虑不做，不重要不紧迫的事情则坚决不做。

现在的中青年人总是觉得没有时间学习健康知识，黄建始说，“我给中青年人讲过课，300人的教室来了500人，讲了3个小时没有人走，这个群体是有健康需要的，关键是企业和工作单位领导并没有把员工的健康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应该由单位集体组织大家共同学习。现在很多人的投资健康往往就象买股票，3000点时应该就投入，但总要等到6000点时再去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被套牢了。所以，即使开始时很难坚持，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比什么都不做强得多。”

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从临床医生转向健康教育也正是因为在实际诊疗中，他深刻地感到病人迫切地需要健康知识。一次查房时，洪昭光无意中对一位五十多岁的病人说，其实你得这病完全是多余的。看到病人疑惑的眼神，洪昭光解释说，只要你把烟戒了、酒别喝了，减一减体重、一天吃一片降压药，你就不会得病。随着他的讲解，旁边的病人都围了过来，有的还鼓起了掌，一个病人说，从来没听医生讲过这些话，如果早听，我也不会得病了。洪昭光又组织病人到休息室集体听讲，病人们带着家属、笔记本、录音机，全都来了，讲课结束后，他们还整理出了手抄本，人手一册。

洪昭光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从贫穷到富裕的爬坡阶段，人的贫富也在分化，每个人都在努力，但努力不意味着就要去牺牲健康。目前，我国慢性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因此，我特别推崇季羡林老先生在90多岁时写的一本书《病塌杂记》，他提出，人生有三大任务：人和自然的和谐，人际之间的和谐，情感、思想和身体的和谐。人是大自然的产物，必须敬畏自然，要管住嘴、迈开腿、八分饱、八杯水、八千步、子午睡、三分酒、不要醉、不攀比、不受罪、不对比、不富贵、有头脑、没心肺、养心汤、一百岁。

中青年人正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更要把握好三架马车：事业重要，家庭更重要，健康最重要。事业可以重头再来，家庭失败从头再来很痛苦，而健康没了就什么都失去了，健康就象空气，最重要却很少有人意识得到。洪昭光说，要想健康100岁，关键在中年，对工作要出力出汗不出血、拼脑拼劲不拼命，努力是对的、但要有底线，把握好尺度。生活本意是享受，有劳有逸慢生活；生命本意是快乐，自然自在原生态。要象心脏一样工作、行云流水；象蜜蜂一样生活，轻松快乐；象婴儿一样睡觉，无忧有虑，象老子一样思考，顺应自然。能到这些，成功自然就来了。

洪昭光强调，医疗并不等于健康，医疗需要高风险、高科技、高投入，健康却很简单、很容易，收效也很大。现在很多医生守在医院里，不舒服了也不去看病，只能说明对自己的健康关爱不够。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生命就象艺术品，损坏容易修复难，不是与自然和谐了，工作就不勤奋了，恰恰是生活规律的人，成就最大。人一定要活出智慧，这智慧就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一个好心态，然后再去奋斗。

郑建国大夫离去后，他的女儿荣荣每晚都坚持要看星星，她说，爸爸在天上了。她还总是一声不响地听着爸爸生前最喜欢的音乐，她说，这曲子是属于爸爸的。那曲子的名字叫：随风而逝……